彭雪峰，1996-1999年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國際金融法碩士；2001-2007年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博士，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主任。

司法解釋通常是指各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法律適用過程中存在疑義的問題進行解釋，以個案司法解釋為主，是司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的司法解釋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審判或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法律問題進行抽象的規範性解釋，超出了司法權的範疇，具有立法的性質。中國特色“司法解釋”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國法製建設發展初期，基於對法律的迫切需求，采用了“宜粗不宜細”、“先製定後修改”的策略，導致立法過於原則、抽象，大量法律不夠完備、甚至相互沖突。在這期間，司法解釋在填補立法空白、解決法律沖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統一適用法律、完善法律體系具有突出重要的意義。

然而隨著立法和司法的不斷發展，司法解釋領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法律依據（從法律依據來看，《立法法》明確規定“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雖然《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某種程度上承認了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司法解釋製定權，但一旦司法解釋的內容與法律規定發生沖突，司法解釋的效力值得商榷。）不明確，法律效力相沖突，權力行使缺乏監管，司法解釋不斷擴張，有些甚至超越了法律框架和法律原則“越權解釋”，造成了法律體系的混亂。司法解釋的擴張，也使得法官過於依賴司法解釋，製約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導致法官裁判水平下降，或是以司法解釋或上級指令為由推諉責任、消極裁判，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司法解釋的泛濫也會不斷強化我國法院系統的行政化傾向，將上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關系”變為“行政領導關系”，妨礙下級法院的獨立審判，影響司法權的公正行使，阻礙社會主義法治的進程，亟待調整。

全國政協常委彭雪峰建議

改革司法解釋的主體及方式

在司法解釋主體上，建議改“二元一級”為“一元多級”架構，即由原來的最高法、最高檢共享司法解釋權改為由各級審判機關進行司法解釋。所謂“多級”，審判案件是各級審判機關的職責，審判活動本身就是審判機關解釋並適用法律的過程，司法解釋權理應由各級審判機關享有。之所以“二元”，是因為嚴格意義上講，司法解釋權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應由司法機關所專享，而檢察機關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司法機關。我國原有的“二元”司法解釋體製，權力配置不合理、職能交叉不清，正是導致司法解釋泛濫混亂的根源。因此，建議取消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權，以維護司法權威和法律的統一適用。

在司法解釋方式上，建議推進司法解釋從立法性解釋向個案解釋轉變。現階段我國法律製度仍不夠完善，一時間徹底取消立法性司法解釋並不現實。當務之急是要逐步限縮立法性司法解釋的範圍，將其嚴格限定在法律框架內，如果審判機關發現現行法律中存在問題，可以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向立法機關建議重新立法或修法，或依《立法法》規定提請立法解釋。另一方面，建議大力推進個案司法解釋，鼓勵法官通過個案解釋詮釋論證法律，統一裁判尺度。

加快判例製度的發展

判例是對法律最及時、最具體的解釋，能夠準確地闡釋法律條文與個案事實之間的聯系，對於法官適用法律具有更大的指引和參照意義。判例製度應當成為司法解釋的發展方向。我國自2010年試行“指導性案例”製度和判決公開製度以來，取得顯著成效，為我國判例製度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建議進一步推進判例製度建設，確立遵循先例原則，將判例明確為法律淵源，有計劃有體系地將判例編纂為案例報告，發展案例識別技術，發揮判例的指引價值，促進法律的有效實施。

推進立法的科學化、規範化、體系化發展

實現司法解釋的轉變，需要以立法的科學化、規範化、體系化為前提。只要立法還保持抽象、原則、模糊的現狀，立法性司法解釋就有存在的空間。因此，建議推進立法科學化、規範化、體系化發展，推進立法程序和立法機製創新，建立科學系統的立法工作機製，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立法的轉變；保障地方立法自主權的同時，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全國範圍內的立法監督，保障立法質量和法製統一，為推進司法解釋體製改革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