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雪峰3月4日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上表示，現在製定行政程序法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建議以完善行政程序法治為核心和突破口，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彭雪峰分析，行政權力未得到有效製約和規範是阻礙法治政府建設的最大症結。只有確保程序正義這個“看得見的正義”，才能從從源頭上防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失職和濫用權力。

遺憾的是，作為規範行政權力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卻遲遲未能出臺。彭雪峰向財新記者表示，這是“導致當前行政執法亂象的一個主要原因”。

彭雪峰的建議亦回應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製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

為何時機已成熟？

在解釋《行政程序法》已成熟的原因時，彭雪峰向財新記者表示，通過完善行政程序法製，來製約和規範行政權力，正越來越成為共識。

觀念上逐漸達成共識的同時，地方上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彭雪峰向財新記者介紹，包括山東、湖南、北京、浙江等地已陸續製定或是在醞釀行政程序規定。他稱這些地方在規範行政權力、防治腐敗方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現在應是將這些有益經驗向全國推廣好時機”。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楊偉東也向財新記者表示，他也基本贊同“時機已成熟”這個觀點。

楊偉東補充到，現在立法已積累了很多經驗。事實上，早在1986年，時任意昂体育法律系副主任、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羅豪才就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框架。

1990年出臺的《行政訴訟法》中提出，行政程序需遵守程序要求。其後，針對不同行政行為又陸續出臺了《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行政復議法》等單行法。國務院現在也在起草《行政執法程序條例》和《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條例》，楊偉東向財新記者介紹。

但為何已經出現近30年的行政程序法遲遲未見出臺，楊偉東向財新記者做了三方面的解釋：行政程序涉及面廣、行為類別復雜，立法需要足夠的經驗；目前已有大量分散的程序性法規，對行政程序的要求沒有二三十年前那麽強，也沒有整合民法體系那麽緊迫；立法資源有限。

重點是什麽？

彭雪峰在發言中指出，對行政決策權和執行權的製約與監督，應當作為規範行政程序的重中之重。他介紹，目前中國行政機關主要實行首長負責製，決策權的相對集中極易導致決策權被濫用，滋生腐敗。

因此他建議，在行政程序法中確立公眾參與決策、集體討論決策等民主程序，實現對決策權的分化和製約，防止“一言堂”；充分保護行政相對人及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聽證權、陳述抗辯權、申請回避權等程序權利。

他還建議，要註重行政執法程序的民主化，暢通公眾參與渠道，通過完善重大行政決策專家論證機製、聽證會、法律顧問團等製度，拓寬公眾參與的廣度與深度。

難點在哪兒？

如何調節各地、各部門的差異性將是難點之一。彭雪峰在發言中提出，中國地域遼闊，機構龐雜，各地、各部門的行政執法情況各不相同，一部行政程序法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楊偉東分析，如果未來製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規或是行政程序法（下稱“統一立法”），可能從兩種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統一立法中允許地方對一些專門的特別事項進行地方的規定；假如統一立法中沒有此類規定，只要地方性立法跟統一立法的“剛性”規定和精神相沖突，地方立法仍然是有效的。

彭雪峰也建議，應由各地結合自身管理特點，製訂地方法規、部門規章細化程序規範。

目標是什麽？

談及行政程序法的目標方向，楊偉東給了四個答案：

首先，要統一行政程序立法，整合在不同時間、不同領域製定的規則；

其次，保證行政程序法的涵蓋性，讓將來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受其影響；

第三，在行政程序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和製度之上，盡量完善、細化《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單行法；

最後，提高對程序性標準的要求。楊偉東稱，目前我們基本上限定在法定程序，將來望提高到正當程序或是合理程序。

但楊偉東也向財新記者指出，目前“這種理想的方案”可能比較難。據他介紹，近幾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僅有第十屆將“行政程序立法”列入立法計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