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帶來了貧富的兩極分化，社會救助就是貧困群體最基本生活的最後一道“安全網”。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利民提出了關於健全社會救助機製的提案，對目前我國社會救助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問題一：多頭管理，各自為政

“社會救助涉及多個職能部門，如民政、教育、衛生、勞動、司法、工會、共青團、婦聯、計生等，在具體實施救助時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性不夠，缺乏對社會救助體系的整體把握和總體設計，一般都以部門為單位各自實施”，汪利民委員認為，這樣的機製比較盲目，互不通氣會造成了救助的時機不一致，救助的額度隨意性較大，甚至不可避免地造成漏救和重復救助現象。”

建議：統籌協調，完善信息管理系統

汪利民建議建立民政、司法、人社、衛生、財政等相關單位參與的社會救助聯席會議製度，建立橫向鏈接各個有關部門和單位，縱向覆蓋市、縣、鎮(街道)、村(居)的社會救助信息管理網絡，及時、準確、動態的匯集各類困難群眾信息，提高救助資源的使用效率，實現城鄉社會救助信息數據存儲與處理、實時審批、動態管理、收入核查比對、一站式結算等功能。

問題二：政府救助資金投入不足

“近年來政府用於社會救助的資金逐年增多，但總體看來，投入尚顯不足，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也有所下降。”汪利民以安徽省舉例：2012年，省級社會救助資金總投入約13億，占2012年省財政支出總數0.32%。城市低保人均月保障標準341.8元，農村低保人均月保障標準177元，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全省2012年按收入等級分城鎮居民家庭年人均現金支出最低收入戶的月人均支出為938.83元，農村月人均支出為674.58元，“可見目前保障標準遠遠無法滿足生活基本需求。僅靠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體資金還是有相當缺口。目前除了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由財政托底外，其它救助項目還不能做到按需施助。”

建議：加大投入，建立低保標準自然增長機製

汪利民建議適當提高各市本級資金對社會救助的承擔比例，在低保標準與物價上漲指數聯動的基礎上，建立社會救助標準與人均收入、消費支出、最低工資標準、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因素掛鉤的自然增長機製。同時，探索實施城鄉一體的物價聯動新機製，實現城鄉低保標準同步測算、同步調整，縮小城鄉低保標準和補差水平差距，“鼓勵有條件的市縣采取統一標準、補助有別的低保政策先行先試。”

“2012年安徽省醫療救助金支出9.21億，臨時救助支出資金7229萬，這樣的支出只能確保救助重點，滿足不了所有求助者的需求。如對精神病、艾滋病等特殊群體的救助，對孤兒保障範圍的拓展，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等。”對此，汪利民建議加大對臨時救助投入，保持年遞增10%以上，以推動臨時救助製度的全面建立和有序開展。

問題三：低保製度不完善，基層工作人員匱乏

汪利民提出，目前的低保製度沒有建立應對生活必需品物價上漲的應急救助機製，缺乏激勵就業的製度設計。“現行低保標準僅能滿足低保家庭基本生活開支，遇到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短期內大幅上漲時，會對低保家庭造成不小沖擊。”此外，汪利民提出，社會救助基層工作人員嚴重匱乏的情況。“隨著救助對象的擴面增量，救助辦理中調查、審核、審批過程繁雜，社會救助需要的人力遠遠不夠。以安徽為例，2013年，全省縣(市、區)共有社會救助工作人員390人，平均每縣(市、區)3.4人，鄉鎮民政助理員2297人，平均每個鄉鎮、街道1.5人，且大部分助理員為兼職，有12個縣的鄉鎮沒有工作人員。基層工作人員力量薄弱，一人身兼數職，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走訪調查救助對象詳細情況，很多審核也就成了一種形式。”

建議：多方參與，發展補充型社會救助

汪利民建議，發揮市場作用，鼓勵全社會參與社會救助事業，將社會救助模式轉變為政府與社會共同合作的社會救助模式。推進非政府組織和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助，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非政府組織為補充的、多層次立體式的社會救助體系。

“一方面大力提倡社會互幫互助，製定相應的政策來引領居民熱心參與誌願者服務。另一方面發揮非政府組織作用，進一步開放社會救助渠道，鼓勵國外的慈善機構和社會團體，開設各種形式的慈善救助機構。加強與聯合國救助機構之間的合作，爭取更多外部資源來支持我國社會救助事業的發展，全面滿足城鄉居民不斷增長的社會救助的需求。”汪利民表示。

意昂簡介：

汪利民，男，漢族，1964年06月生，安徽祁門人。1980年—1984年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法律學系本科。現任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民盟安徽省委副主任委員，第十二屆全國政協中國民主同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