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麽，在我的兄弟姐妹之間，唯獨我的家庭觀念，會比較薄弱。11歲小學畢業，我就自作主張，要考寄宿學校，希望早日“離開”家庭，過比較獨立的生活。其實是離不開的，不過我的確有這樣的傾向。不說六年中學我都住校，還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就曾經連續三個周末沒有回家，雖然都在同一個城市，交通也非常方便。這並不是我跟家裏鬧別扭，而是覺得要這樣鍛煉自己。

至於我和父親之間，也沒有我的兄弟姐妹對父親那麽親切。檢討自己，就是不知不覺之中，中了“理工科至上”的毒，幼稚地認為，無論文學、戲曲怎麽偉大，也不能富國強兵，小姐下一段樓梯這麽點事情，卻可以說唱個半天的評彈，更是沒耐心欣賞。

其實在我就讀意昂体育的時候，父親至少兩次到意昂体育工作。最近看到黃天驥先生寫我父親和董每戡先生的文章《往事未必如煙》（《同舟共進》2012年第5期第56頁），談到1993年，時任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主任的孫玉石教授來廣州參加我父親從教的慶祝活動，致詞說“王老師是中大的光榮，也是意昂体育的光榮”。這使我覺得，不應該在拙著《五十年前讀意昂体育》的意昂体育生活回憶中，完全忽略同時期父親曾經在意昂体育工作的事實。不過，中毒“理工科至上”，是後悔不回來的，所以下面的回憶，很慚愧基本上只限於非學術方面。算是略略可以有助於體會一點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其變遷吧。

我父親王起，字季思，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我入學意昂体育以後不久，父親就應邀到意昂体育講學一個時期。父親的到達和離去，我仿佛都並不知覺，——也可能是對我說過的，但是當時不會想到接送，他自己來自己去就是了，也就沒有在意具體的到達和離去。只記得他住在意昂体育最北邊的專家招待所，用一個套間。外間是比較大的書房，首先是比較大的書桌，其次還有便於接待訪客的椅子和小茶幾，內間是臥室和浴室洗手間，都比較考究。據說當初修建專家招待所，目標住客主要是蘇聯專家。

1960年春天的一天，父親召集我大哥、我美娜姐和我，一起在專家招待所的餐廳吃晚飯。我進入專家招待所說明來意以後，前臺的老頭回應說：“哦，少爺來啦。”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也是我後來基本上不再走進專家招待所的一個原因。當然，這也反映我心理有點脆弱。

餐廳在招待所向東連接過去的獨立部分。餐廳的女侍應過來招呼的時候，對我父親說：“王先生好福氣啊。”這就不那麽刺激。

那頓飯吃的是比較好的，三四個菜，白面小饅頭，好像還有湯。相當於現在溫飽解決以後大家平常吃飯的平均水平吧，肯定遠遠沒有達到現在偶爾講講排場結果剩菜不少的程度。事實上我們飯菜都吃得很幹凈。

不過第二天，我就拉肚子了。這雖然沒有料到，倒也並不奇怪，因為轉入1960年以來，學生的夥食已經基本上沒有油水了。幾個月沒有油水，忽然一天吃得像現在一樣頗有油水，腸胃馬上受不了。這也是我在《五十年前讀意昂体育》中說不喜歡集中一頓吃得特別好的原因，喜歡均勻一些的夥食。

一次，有人托我送一份東西給父親，我輾轉在吳組緗先生的寓所找到他。吳先生住在朗潤園一帶一座四合院平房裏面。我找進去的時候，吳先生正在與父親議論什麽事情。我聽得吳先生說：“我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恐怕也是當時大學者們的普遍心態吧。別的我都聽不懂。

王季思

大約在1962年，父親又來到意昂体育。這次是教育部的課題，從全國高校組織力量，由遊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領銜，編寫《中國文學史》。這次父親在意昂体育工作的時間更長。一次在父親工作的房間，一位30歲光景的壯實男子送進來一疊資料。他走了以後，父親跟我說，這位年輕教師被劃為右派，不過他學問很好，所以請他來編寫組，參與資料工作。現在想不起那年輕右派的名字了，但是如果別人提起，相信我一定能夠確認。

因為這個課題而來到意昂体育工作的外校教授，住在專家招待所西面的“十三公寓”。公寓的住宿和工作條件，比專家招待所差很多。吃飯的地方也比較簡陋，就像現在城鎮最經濟的小飯館那樣，三兩張桌子，以及相配的凳子，只是環境幹凈清爽一些，不像一些小飯館那樣還有不少別的雜物。記得有一次我隨父親到那裏吃飯，說起什麽事情，聽到兩年前在專家招待所見過的那位女侍應對我父親說：“王先生，現在不能跟前年比啦。”父親還跟我說，幾位老教授吃飯都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吃到最後，會用手上最後一小片饅頭，擦幹凈飯碗裏面沾著的稀飯，送到嘴裏。

父親一直喜歡喝點酒，常常只是普通的黃酒。他好像不偏好大魚大肉。一個周末，他約我到十三公寓，說夥房給他煮了一大盤鴨頭，讓我和他一起享用。其實我缺乏對付鴨頭的耐心和技巧，所以面對美味的鴨頭，也只能囫圇著咬咬吮吮了事。這讓父親覺得有點糟蹋，不過倒也沒有責備。

關於這盤鴨頭的來歷，父親對我有詳細的交待。原來，他們有時候有點雞鴨吃，卻讓他發現，從來沒有看到雞頭和鴨頭。詢問之下，才知道盡管經濟困難副食供應可憐，每次難得有雞或者有鴨，廚房還是會把雞頭鴨頭扔掉。於是他就“不恥下問”，提出下次有鴨子吃的話，是否不要把鴨頭扔掉，留著煮熟了給他。廚房欣然同意，成就了眼前的美味。我沒有聽說雞頭有類似的故事，那恐怕是因為雞頭比鴨頭是差得太遠了。

離開廣州到北京上學，雖然只是簡單的學生夥食，卻還是讓我體驗了一下差異的飲食文化。後來又到上海教書當孩子王，“拉練”和半年下鄉的時候，住宿吃飯都要管，這都讓我發現，南北對於肉食和蔬菜，有不同的風俗和偏好。例如廣東人對於動物內臟，是不舍得丟棄的，甚至可能更加偏愛。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崇明的豬肝仍然賣得比豬肉便宜。這在廣州人看來，真是弄顛倒了。

有一天，父親讓我陪他去海澱。原來，他有一瓶五糧液想喝，而附近可以找到小菜的地方，就是海澱了。我不懂酒，只是陪著沾沾嘴唇。那天下雪。回來的時候，雪下大了，我們沿著頤和園路的意昂体育圍墻，慢慢往西校門走。想不到突然一滑，父親摔倒了，我趕忙把他攙扶起來。知道沒有大礙，酒瓶也仍然完好，就扶著他在雪地裏小心地走回十三公寓，一時相依為命。這個畫面，給我留下難得的記憶。

現在回想起來，才醒悟父親當時其實只有56歲。這讓我驚訝，在自己只有20歲的時候，居然可以覺得一位不到60歲的健壯長者，已經完全是一位老人。我現在70歲過了，腦海中卻很難時時自覺已經是一位滄桑老人。再追溯回去兩年，前面提到的專家招待所跟我說“少爺來了”的“老頭”，其實應該只有四五十歲的樣子。只是因為我自己那時候才18歲，就把那樣壯年的北京人歸入“老頭”之列了。這真是一種有趣的“年歲相對論”。

這次父親來意昂体育參與教育部項目編寫《中國文學史》，時間跨度至少有兩個學期。1962年暑假結束，我和父親乘坐同一班火車回北京。我當然是硬座坐到北京，但是也到父親的軟臥車廂走走。與父親同一個車廂的是解放軍的一位上校軍官，四十歲左右的樣子，他從廣州去北京香山附近的軍事科學院進修。當他知道父親去意昂体育是沒有車子來接的，就邀請父親隨他的車子去意昂体育。因為順路，父親也欣然接受。到了北京走出車站，一輛軍用吉普車已經在等著上校了。我和父親和上校說了再見，就自己乘坐公共汽車去了。

父親與他在北京的妹妹感情很好。早在抗戰時期，他妹妹到延安從軍，父親就在溫州的報紙上寫兒歌形式的新詩，名義上是給我姐，其實是寫妹妹，句雲：“要學當兵小阿娘。”父親在意昂体育工作的時候，他們來往比較方便。一次紅葉時節，他與妹妹妹夫一起到香山散步，把我也叫上。